富士康跳楼的流水线工人,与996猝死的拼多多员工,同是困在系统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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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跳楼的流水线工人,与996猝死的拼多多员工,同是困在系统的剥削



(一)无声的往事


2021年新年伊始,拼多多一位22岁的女员工猝死的消息让整个社交网络陷入震惊与悲痛,而拼多多公关部门一系列又蠢又坏的操作,让这一种情绪瞬间化为愤怒。


上一篇文章我写了阿里巴巴插手云南咖啡生产的事,在评论区里我这样写道:“感慨一下,文章更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资本家飞龙骑脸的速度了。阿里巴巴这个事是云南媒体1月1日报道的,构思一下搜集材料一点一点打字,全文六千多字用了两天半左右,上午编辑一下中午发出来了,这个速度已经算是挺快的了。结果昨天晚上就爆出了拼多多996员工猝死的事件。很多读者在后台留言想让我写一写,谁知道我写好了之后又会出什么新事情呢?资本永不眠,然而我却需要睡觉……”


事实就是这样残酷,虽然大家经历了无比的震惊、悲痛与愤怒,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过去,这一热点很快就会被淡忘——就如同过去几年发生过的多起过劳死事件一样。就比如说,今天的热点是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明天后天可能又会有新的热点。这位22岁新生活刚刚开始的年轻的生命,她的“讨论价值”恐怕就到此为止了——冷血,但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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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定有一些少数人会一直记得,比如我。我会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以后也会反复提起,作为时代的侧影、历史的见证。我还会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并不是孤立,是一个时代性历史性的脉络。我先带大家来回一下当年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连续跳楼自杀事件。


从2006年开始,就有媒体报道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富士康自杀事件试一次政治期中考试的题目,具体方向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我那一届是初中政治旧课标最后一届,学的是法律、经济和政治,下一届学弟学妹学的就是思想品德和心理健康了。2010年,媒体开始把富士康跳楼自杀事件联系起来,开始的新闻标题是“富士康十连跳”“十一连跳”,现在网络上能够检索到的最后的新闻报道是“富士康二十三连跳”,再之后估计媒体也没心思统计了。而这仅仅是2010年这一年,真实的数字有多么惊人可能永远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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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富士康的90后打工者许立志,写下了一篇篇打工诗篇。为什么我这篇文章要先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写起,看看这些诗篇就明白了——在写字楼格子间里的白领“打工人”们,看一看流水线工人用灵魂写就的诗句,你们也一定会产生共鸣: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 悉数回到秦朝。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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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二十四岁的打工诗人留下了这一篇悲愤之作后,从富士康的高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
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一个人掉在地上


富士康跳楼的流水线工人,与996猝死的拼多多员工,同是困在系统的剥削



(二)底层人必须“跪着挣钱”?


拼多多知乎官方账号骑脸嘲讽:就是要拼命才能挣钱。虽然拼多多公司把锅甩给了“临时工”,但是这确确实实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与立场。这观点并不意外,张麻子说不想跪着挣钱,师爷像看怪胎一样看着他:就这多少人想跪还没门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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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跪着挣钱是师爷等人的“思想钢印”,因为长期以来黑暗与压迫的旧社会让他们产生了想挣钱必须跪着的路径依赖,而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进步与发达的现代社会:人,是不应当跪着挣钱的;人,是不需要拼命也能养活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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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有一个著名理论:公民应有免于饥饿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对西方“自由”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毛泽东主席曾经两次引用罗福斯这句话,一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批评国民党政权的——因为他们让人民陷入了饥饿与恐惧;一次是建国后,说美帝的罗福斯都知道让人民“有免于饥饿的自由”,我们共产党人更不能落后。


这就是我在《毛主席永远站在“最高”》这篇文章中分析的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精神:我们不能比烂,我们要站在最高。如果说把底层人民拼命才能活下去当做理所应当的事情,那么底层人民在“拼命”的边缘为什么不会拉上一个剥削者、压迫者作为垫背的呢?


《史记·陈涉世家》中有两句名言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既然是文明社会、发达社会,就不要把底层人民逼到“拼命”才能活下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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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困在系统的剥削


底层人民为什么要“拼命”才能挣钱?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从宏观来看,互联网革命的红利基本已经吃尽,生产力没有大的突破,所以优秀的年轻人如果想留在福利待遇较好的互联网大企业中,就必须要靠甘于996的竞争精神、苦干精神;从微观来看,资本主义的剥削让少数人享有了社会进步的绝大多数成果,留给底层人民的仅仅是一些“面包屑”,于是底层人民互相伤害——不拼命就没有发展的系统性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这就是去年一年的一个热词“内卷”。内卷的概念远远超出了其诞生初期的内涵,如今中文互联网下的“内卷”概念的根源,就是上述两个原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些分析只注意到生产力发展的瓶颈,却忽视了生产关系中的不公平与剥削,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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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份,《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遍全网,这篇文章的背后反映了一个根源性问题:资本凭借其优势地位,成功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骑手,本应反思大公司吃人吸血的问题,然而终究还是上演了“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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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卖小哥频频违反交通规则,很简单——超时了要罚款。这就是大公司和其背后资本的强势之处了:从生产的维度上讲,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从消费的维度上讲,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

矛盾仅仅转嫁给了外卖骑手吗?并非如此,还要再加上餐厅商家。美团饿了么首先要收一笔“管理费”,其次要配合平台各种促销活动——满减、红包成本都是要商家承担。比如下面这个新闻就是标准的转嫁矛盾:

富士康跳楼的流水线工人,与996猝死的拼多多员工,同是困在系统的剥削



你说消费者用红包有什么错?然而商家也很委屈,做生意又不是做慈善,哪有这样亏本的?然而很明显,这个商家就是拎不清被带了节奏,把矛头对准了用红包的消费者。那谁在背后笑嘻嘻的数钱呢?当然是平台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商家集体抵制美团饿了么的新闻,从疫情开始以来层出不穷。这就是外卖平台凭借自己垄断霸权优势,建立了一套完全有利于自己的“霸权系统”

所以外卖骑手与其说“困在系统里”,不如说“困在剥削”里。央视财经这段评论确实说到点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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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数十亿利润,却难分一杯羹”;“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谁饿了,美了谁?”。这不就是我们教科书里讲得“剩余价值剥削”嘛。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统计局和西南财经大学打嘴仗的地步,当今社会时代进步的发展成果与收益被少数利益集团攫取,大多数人民只能通过“内卷”和“互相伤害”分食一些残羹剩饭,改变生产关系就成为了必须要考虑的话题。

(四)改变生产关系


怀旧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向前看。无论是自杀的流水线工人,还是猝死的996白领,亦或是出车祸的外卖员工,他们都是时代的脚注。我们说起他们的故事,是力图改变“底层人必须拼命才有活路”的生产关系,改变社会发展成果被少数人攫取的不公平事实。这里我讲一个日本的故事,希望能对我们未来的道路有所启发。

2015年12月25日,日本电通总部员工高桥茉莉因加班过多,在宿舍自杀,年仅24岁。一时间舆论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谴责电通公司不人道的加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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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根据高桥的出入公司记录计算加班时间,去年10月共计长达130小时,11月99小时。高桥的家人和律师认为,高强度的工作和无节制的加班,是导致高桥自杀的直接原因,因此高桥的死因应判定为工伤——即过劳死,而电通公司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关于此事的争议声此起彼伏,许多日本媒体、民众会认为高桥的自杀是自己过于脆弱,怪不得公司,为啥别人也这么加班就不自杀呢?这也很正常,每个国家有同情弱势群体的人,也自然也有“精神资本家”。下图是维基百科总结的,在高桥事件讨论中左与右倾向的媒体,“左”的观点认为加班制度不人道是高桥自杀的直接原因,高桥属于过劳死;“右”的观点认为因为一个极个别员工自杀案例就要追责公司,那以后就没人敢开公司了(这个言论好熟悉的样子)。懂日语的朋友可以去按图索骥搜一搜那些不同媒体的新闻报道,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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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08日,经过近一年的调查,三田劳动基准监督署(东京)认定高桥(自杀)为过劳致死。10月24日,东京电通本社大楼在晚上10点全部熄灯,以表达改善员工加班过多的决心。

但争论并未就此停止,媒体和民间的舆论继续推进,直指法律层面的问题——《劳动基准法》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很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利益?法律需不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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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的一边认为,要切身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高桥茉莉的悲剧不能重演,年轻人过度加班的背后是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法律过于宽松,给了公司钻空子的机会。有的一边认为,对于公司过于严苛的法律反而会给劳动者偷懒的机会(那以后就没人敢开公司了);更何况,日本本身就处在一个老龄化、少子化的大环境下,如果年轻人还不努力干活,那整个社会怎么办?大和民族怎么办?大日本帝国(误)还有希望吗?

这个讨论与扯皮的过程就更加漫长了,而且不限于媒体,更多的争论在日本的议会之中,上面那些话不是我编的,而是政客们亲口说出来的。于是关于《劳动基准法》的法案反复讨论,甚至颁布而又终止,一直到2019年4月,劳动改革才完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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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劳动改革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劳动基准法》只是其中之一,可见这一次改革的力度之大和日本政府的决心。法案涵盖范围很广,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说说:

——限制加班时长。法案规定原则上加班上限为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繁忙期等特殊情况则为单月100小时、全年720小时。违反规定的企业管理者将被处以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员工加班超时,领导可能坐牢,这个力度可以的。顺便说一句,人家加班都是有加班费的。)

——在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间实现同工同酬。工资收入将由工作内容而非雇用形式来决定,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在休假和研修等方面也享受同等待遇。(这个也很厉害,什么临时工、劳务派遣、不交社保公积金的现象可以杜绝了)

——对一些岗位提倡以劳动成果而非劳动时间来评价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可以不受加班时间上限的限制。

——员工一年有十天的带薪休假,并根据工龄递增。不让员工休年假的企业同样会受到惩罚。

今年劳动改革逐渐实施后,有一些媒体提出了“告慰高桥在天之灵”的说法,提醒大家曾经那个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客观上推动社会进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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